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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背后的故事:那年、那事、那人

也许,你只看到老师们在讲台上挥舞着戒尺为同学们讲解题目时英勇神武的样子,并没有看到老师的生活中会有怎样的故事,今天,教师日记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下,一位农村教师的私生活,那些年的那些事和那些人。

前天接到我一20年前的亦师亦友的同事的电话,说他给我快递了一本他最近整理编辑的他的书稿,问我收到否。

昨天中午,保安挟一屡书报进门。我看其中有一资料袋封存的快递,知道是自求送给我的书到了。

自求,姓曹,是我那亦师亦友的前同事的名字。这样一个很文艺又很理性的名字,在他那个时代并不多见。我不清楚他父母给他取名的时候,是因着要他自强、自立,所以要他自求,还是根本就是希望他自求多福。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自求的生活肯定是遂了他父母的心愿。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的生活,严谨又有规律,同时自立、自强的品行既契合了他的名字更满足了他父母为之取名的深意。

我开始工作的那一年,他已经是一个6岁孩子的父亲。

他教数学。而我,由于我实习时期的不俗表现,以及随之的城区学校希望我留在城区工作而我们家乡学校领导费尽心机要我回去工作的曲折,最后回到了家乡的小学工作。而也许是作为对我的补偿、又或者确实是希望我能够在家乡小学鸿雁带头,我们的学校的老领导特地调动原来在中心校工作的英语教师到农村小学工作,而把中心校的岗位留给了我。于是,作为那时我们辅导区中心校唯一的一名英语教师,我既担任五年级起点班两个班级的英语教学又担任六年级毕业班两个班级的英语教学。

那时年少气盛,担任四个班级的教学,竟然毫无感觉。

自求那时是数学骨干,骨干教师都在高年级、特别是在毕业班任教,于是,自然而然,我和自求开始了搭班的岁月,他教数学,我教英语,一搭就搭班了很多年。

那时,我20还没出头,自求已经几近中年;那时,我住在老家村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自求住在小镇上一套干净整洁的公寓房内。公寓房尽管面积不大,但经自求夫妇打理,我还记得,地板是油漆的,墙面是贴墙纸的,温馨洁净。印象里,自求的这套公寓房,是我对公寓住宅房的最初的概念。我似乎在那时20出头、青春懵懂的时候,无数次的幻想,自己以后也要住在这样的公寓房里。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或许那时自求的那套公寓房,就是我青春期对于婚姻的渴望对于组建自己的“家”的渴望的一种写实的指代吧。

自求生活规律,也很会做菜,曹夫人(我一直以来都是称自求的爱人为曹夫人,至今未变。我也不明白在那个还显蒙昧的时代,我竟然想得出这样的一个称呼,而且还叫的朗朗上口,并且让曹夫人乐于接受)贤惠大度,于是,我隔三差五就成了自求家饭桌上的食客。自求好喝酒,似乎每天晚上都要自斟自饮,而且还喝白酒,但从不过量,而我,那时起就滴酒不沾。那些年,在很多个的夜晚,我在自求家的饭桌上,一边看着他推杯换盏,一边听着他教导我不要甘于平庸、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要争取出类拔萃。

80年代的教师群体,还是代课教师的天下,其中有着一大批的不达标教师。像我这种中等师范毕业的教师,就是正规军了。我记得那时,自求和很多的教师一起,都在参加一个叫做“六师函授”的学习,也就是第六师范学校办的一个函授班,主要通过函授、也有每周的面授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通过一定的课程,获得中等师范毕业文凭。看着那么多的老教师,都还在参加学习,我也在开始工作之后,参加了那时非常流行的“自学考试”,并且通过两年的自学,参加了13门课程的考试,获得了13张“单科结业证书”,然后在工作之后的第二年,获得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大专毕业证书。

80年代,有一个大专毕业文凭,而且是在小学里教书,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获得毕业证书之后,自求似乎比我自己还高兴,他对我说,你现在是凤毛麟角了,学历上已经无人能企及了,接下来就要在教研上多下功夫,要争取进入县里教研室的学科的“中心组”。我知道,自求的数学教学有口皆碑,但或许是那时的数学学科,正是“顾泠沅”课改小组落地开花进行成果总结的时候,数学界能人辈出,而我们家乡的学校又是远离城区,因此自求和我说那话的时候,还没进入数学的“中心组”,那个时候,也许“中心组”就是他最大的追求了,他把他的追求寄寓在他对我的鼓励里面。又几年之后,自求终于成了县里的数学骨干,也成了“中心组”的成员,而我,也在随后的几年里,不仅进了英语学科的“中心组”,而且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兼职教研员,只不过后来我误入歧途,从业务转向了管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工作之后的第三年,我23岁、自求36岁,学校要健全领导班子,要配备各学科的分管领导,于是,我和自求同时进入了行政班子,同属教导处,自求分管数学我分管英语。于是,除了搭班的关系之外,我和自求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

我俩初进教导处,都是顶着一个“教导干事”的头衔,只不过自求以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超强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教师们的普遍认同,三两年之内就成了“副教导”、“教导主任”,而我,除了大家普通认可的所谓的专业能力以及出色课堂教学之外,少不更事,工作时间还喜看闲书。记忆中一个月啃掉了厚厚的《西方哲学史》,还是上下两册,并且做了近万字的笔记,那时自己沾沾自喜,而自求总会宽厚着训导几句,而我年少气盛竟然总是不以忤逆,以至于我在“教导干事”的岗位上一干就很多年。

虽然那时我狂热于自己对于闲书的痴迷,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或者上课间隙,把自己愤世嫉俗的青春交给了闲书,但我依然在情感上依附着自求,他指东我决不往西,他说yes我就不会再说no,他说星期天没事就到办公室,我哪怕有事也会在星期天出现在办公室。

又一年,学校人事有所变动,领导从完小(完全小学,有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农村小学;与之对应的就是初小,初等小学,基本上是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里选拨了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教师到中心校担任学校负责人,许是年岁和我相仿,我们厮混在一起,又因为我常常和自求厮混,我们仨就这样抱团友情,不啻桃花千尺。

自求召唤我们星期天到学校,在那时,是常事。有一年,中心校缺一个办公桌,需要从农村的村小里去调配上来。自求自告奋勇做后勤的活,带着我和那个中心校负责人,三个人步行到了村小,而后一人扛椅子,两人抬桌子,步行数里,硬是把办公桌抬到了中心校。那时我也不觉得辛苦,更不明了自求之所以这样做的心路真谛,但是那个过程,那一个抬桌上路的画面,却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中了。我依稀记得,我们行路的过程中,远处似乎炊烟四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荒草,向晚的风中,我们的汗珠飘洒于地,浑如我们随心所欲的书法,在纪录着我们那时的简单自在的生活道理和工作心情。

80年代末年,那个著名的蛇年的记忆充满着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当然,这都是事后我才领悟到的乱象。不过,那一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尽管之前我们已经道听途说了很多的大城市的纷像,我们的小镇依旧是平静而又安详。我和自求还有那个中心校负责人,我们仨在办公室,收音机里传来那个年代关于运动的那时的尘埃落定。我和那个负责人一起在唏嘘,在感叹,在潜意识里迸发年轻的血脉喷张。自求以他中年人的沉稳,笃悠悠地告诫我们,还是立足本职,做好身边的事情,这个世界太大,这个世界事情太多,我们无法去管,也没办法去管,那就先做好自己,先做好身边的事吧。

自求的话,平息了我内心的血流奔涌,使我安于立命、践履大道。现在回想,按照年轻时的轻妄,如若没有自求的幽言规避,难说没有什么顽劣荒蛮之举。如若果真,那毕生污点不去言说,走的道路必定是另一番景象。

自求以他对教育的敏感,在主职教导处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奇思妙想。那时的教育,还着力在课堂规范的大革新时代,还锱铢必较在学生的分数的增长上,自求却设计了一个活动,“升国旗、唱国歌、做好操”的队列评比。要知道,这是在20多年前,教育部还没有明确规定学校需要升旗仪式,更没有规定需要国旗下讲话,甚至学校教育根本还没过多地关注到学生的礼仪教育、规范教育、养成教育,自求却要求每个完小必须要有完整的出旗、升旗、队列、做操等等的程序,并且设计了评比的标准,然后,带着我们教导处的成员,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完小进行评比。很多的完小,那时还没有通车行的道路,如果遇到下雨天,就不是我们骑着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着我们在行走了。偏偏自求又不会骑自行车,每次到村小检查评比,他坐在我自行车上,让我在泥泞崎岖的乡野小路上,练就了一身骑车的本领。

有一年,自求要给教师们自编一本论文集,要我写一个前言,我洋洋洒洒,挥就了千把字的前言,文中用上了我能用上的所有的少有人用却是荡气回肠的成语,极尽文艺之能事。文集出来之后,文集中的论文很少被人议论,我的前言却成了那个时候的热门话题,也让我增多了一些浪的的虚名。自求一方面幽言要我别自大,另一方面属于教导处的很多的文字工作,自此之后,基本都是我操刀的了。

这么多年过去,自求给我的印象总是那种喜怒不行于色、淡定从容的景象。现在我回想,事实上,那些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忘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也绝对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所以,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我能和大我一轮有余的自求厮混,毫无芥蒂,概因于此。

到了1992年,自求离开了教育岗位,到了文化系统,在陈云纪念馆工作。关于他工作的变化有很多的版本,有说他在教育系统不得志的,有说他和领导心生芥蒂的,而那时我刚结婚不久,生活的困境和工作的压力,同时落在我的肩上,也让我疏于去和自求沟通其中的原委。但自求在他盛年时期事业爬升的时候,选择改变工作,在我看来,终是一种勇气的抉择,一种勇于“舍得”的决断。本质上,自求是个读书人。自古读书人都要为“出”与“处”的矛盾而纠结,多半是在出而未果的情形下,再选择做一个处士。而他却是,从他盛年时代开始,就早早放弃了他在原来系统的一切有为,选择了这种类似于无道则隐的存在方式。

我说自求无道则隐也有点武断,事实上,自求的书中,更多的是他到文化系统工作之后的感悟和随笔,包括研究陈云的心得。他的书取名“中国牛”,用的是诗人杨明的诗歌的名字,中国牛是唐诗里的牛,清明时节,牧童,坐在它的背上,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

这很像自求的人生诉求:拉犁耕地,嘴上套个网套,绝不伤害一颗庄稼。

许多年过去了,我有时会深陷在某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而每每忆及自求给我的人生初体验,就会有对这个世俗诸多的荣华浮浅,产生一种彻底的不屑。

前几年,自求退休了。我特地请他以及以前的众多老同事,一起吃饭,把酒忆往昔。酒至耳酣,一众人等回忆旧事,哂笑甚欢,一种来自故人的暖意从我脚底升起,让我今生都能笑对世态炎冷。

昨天,自求寄来了他的书,让我时隔数年,一番离乱之后,重新唤醒那些我记忆里业已经支离破碎的故事。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感怀那些快乐的年月、快乐的故事,就像此际的我,面朝书稿,心忆旧事,曾经块垒于心中的那些凹凸往事无从寻觅,只剩得一天星斗在记忆里还依然如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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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ugatti
    厦门品讯:

    现在的老师一个比一个坑爹

    2014-03-28 下午3:32  回复